恩佐登录-1980年,金斯伯格受吉米·卡特总统录用
人们大多认为,金斯伯格走马上任成为法官后,会成为自由派的吹鼓手,尤其因为,她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当时正在两极分化的意识形态下激烈争斗。但结果并非如此。在她任职于特区巡回法院的十三年间,她与斯卡利亚法官、罗伯特·博克等守旧派同事关系亲睦。“特区巡回法院令我惊异的一点就在于,她与其它法官相互往来、保持友谊,虽然她与他们明显有难以相互同意的地方。”斯蒂文·卡拉布列思说。如今已是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的他,在金斯伯格任特区巡回法院法官时,担任她的法律助理,他当时参与创立了一个守旧派律师组织“联邦党人协会”。更重要的是,金斯伯格在特区巡回法院时发表的法律意见,并不是一系列强烈的自由派看法。“她是一名普通法的立宪主义者”,卡拉布列思表示,“她认为在任何情况下,法院都不该该走得太极端。“
金斯伯格作为法官的审慎,在她1992年在纽约大学法学院著名的麦迪逊演讲中,表达得颇为清楚。演讲中她质疑了美国法律史中一个具有妇女权利问题上里程碑式意义的案件,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这一案件于1973年讯断,当时正是金斯伯格经常将案件带到最高法院法官面前之时。虽然她支持堕胎权,但她对法院讯断Roe v. Wade案的方式有极大保存意见。
罗伊诉韦德案的案情关键在于剖断一项得克萨斯州法律究竟是否违宪。这项法律禁止统统除母亲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之外的堕胎。哈里·布莱克门法官代表最高法院给出的讯断意见大大超出了德州法律的范围,基本相当于宣布统统禁止孕早期堕胎的法律为违宪。金斯伯格在演讲中说,这一讯断制造了“一个涵盖同类问题的系统,用一套法则替换了当时生效的每一个州的法律。”
金斯伯格认为,只有那条德州法律应当被取消。“她非常审慎,是爱德蒙·伯克那个意义上的守旧派,绝不是威廉·布伦南或瑟古德·马歇尔的风格”,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亚马尔·格林说,“她从根本上不相信大规模的社会厘革应当来自于法庭。”
她坚持,罗伊诉韦德案中法官本不该颁布概括性的判决,而应像法官对待她呈堂的有关女性权利的案件那样处理。金斯伯格这样评价法官对待后类案件的方式的意义:“法院实质上开启了一个与政府的政治分支的对话。从本质上讲,法庭指导了国会和国家立法——想想现代人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吧。”在她自己的案件中,“最高法院的意见谨慎,它没有去推进宏大的哲学立论。你或许可以说,法官把球踢了回去,踢到立法者那一侧场地,让当时的政治力量可以在另一侧球场施展力量,处理问题。”相反,罗伊诉韦德案的处理方式“无法开启与立法者的对话”。
04

2013年3月晚些时候,最高法院将听证两起与同性婚姻有关的案件。在第一路中,法官需要考察《婚姻珍爱法案》是否符合宪法,正是该法案使即使在宣布同性婚姻合法的州,联邦政府都不能认可同性婚姻。在第二起中,法官将裁决加里福尼亚州禁止同性婚姻的“第八号提案”。这些案件为最高法院提供了一系列不同寻常地宽广的选择可能性,使它可以决意是否要回避宪法性的问题,但是,加州提案问题尤其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裁决可能会令婚姻平等在美国每一个州实现。
金斯伯格在麦迪逊演讲中表达出的对罗伊诉韦德案处理方式的意见,明显表示她没有兴趣作出一个使对同性婚姻的权利对五十个州皆能适用的裁决。就像七十年代美国在堕胎权问题上的进步一样,同性婚姻问题在各州的政治过程中都正在获得坚实进展。目前已有九个州允许同性结婚,本年年内有更多州可望加入这一行列。在金斯伯格看来,罗伊诉韦德案的讯断反而阻止了各州在堕胎权问题上取得的坚实的逐步政治胜利,为否决堕胎权的斗士打了强心针。她在演讲中说,“围绕着那一惊人的裁决,反堕胎运动反而更有组织性地联合,声音也更大,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胜利,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将立法趋势推向了相反的方向。”类似地,在同性婚姻上概括性过强的统一裁决也可能反而会给同性婚姻者的否决者强射一支肾上腺素。但是,倘使没有这样的统一裁决,不少州确实也可能永远都不允许同性婚姻。实际上,若不是罗伊诉韦德案,有些州到今天都可能会坚持禁止堕胎。
作为法官,金斯伯格有义务在像同性婚姻或同性恋权利问题这样的大众事务上不采取一般的公开立场。当我询问她,作为法官的她是否批准过具体的同性婚姻婚礼时,她回答“没有”,但解释了缘由:“我想没有人会来邀请我们批准,恰恰因为我们处理那些案件;同性恋平权运动中没有人想让最高法院的法官冒可能会受到批评或面临公家要求撤换法官的风险——我想这是没有人来问过我的缘由。”
那么,如果有人来问你,你会主持一场同性婚礼吗?
“为什么不?”
05

最高法院的法官获得影响力的方式各有不同。有些是因为运气好,属于正赢得关键案件胜利的意识形态阵营;如今,塞缪尔·艾里托法官符合这一情况。也有人属于多数派,但利用这一名置写下单独的法律意见,以敦促法院在类似的情形下将步子迈得更大;如今,斯卡利亚法官与克拉伦斯·托马斯法官是这种角色。也有人坚决地持有异议,布伦南与马歇尔两位法官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末期正是这样的少数派。或许最值得向往的是“摇摆法官”的角色,这小我可以控制案件的结果,获得写下关键的多数派意见的机会。奥康纳法官,和后来的安东尼·肯尼迪法官都是热忱的摇摆一族。
所有这些标签,没有一个能拿来注解金斯伯格。实际上,她作为“女权运动中的瑟古德·马歇尔法官”的名声比她作为最高法院法官的名声还要响。马歇尔在进入最高法院后,也面对着和如今的金斯伯格相同的问题——这里的成员太多守旧派。但是,与马歇尔不同,金斯伯格是以克制而非愤怒来应对这一难题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亚马尔·格林认为,“她将自己视为法院一员,一个有特定的治理功能的机构中的成员,而不是像斯卡利亚或托马斯两位法官那样在任何案件中都将自己当成自由的行动者。”
但是金斯伯格的挫败感每一年都更增强烈。她与已作古的前任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很合得来。在1996年的美国诉弗吉尼亚州(United States v. Virginia)一案中,伦奎斯特邀请她写下了她法官生涯中最重要的多数派意见,她在意见中要求弗吉尼亚军校招收女生,再一次确认她在二十年前作为律师时的论点。“我非常喜欢前首席大法官”,金斯伯格告诉我。而至于他的继任者,罗伯茨首席大法官,金斯伯格则给出了一个相当模糊的肯定:“在面对公家问题上,我认为目前的首席大法官非常擅长与公家建立关系,他需要在不同的公开场合发表五到非常钟的演说,而在这些场合,他的发言总是正确的。”
法官之间友谊的深浅可能是个不太重要的问题。他们各自独立作出推断。他们并不对投票作生意业务。他们在相互表示尊敬的问题上几乎向来毫无纰漏。他们很少在法庭之外一路度过私人时间。金斯伯格和斯卡利亚两位法官都是歌剧爱好者,很多人将这两位法官当成亲热好友,二人的家庭也经常一路庆祝新年夜。但实际上,在最高法院的崇高厅堂之外,这两位法官的关系也只能称得上友好。
金斯伯格用一种温暖的语气谈起与她经历了同一代女性斗争的奥康纳法官。其实,金斯伯格视奥康纳的离开(和艾里托法官的上任)为如今这个最高法院的转折点。“自从我达到最高法院,最大的转变就是奥康纳的离去,”她告诉我。“假如你看看她离开后我们的选票情况,你会发现,所有五:四的情况下,当我是那四分之一时,我都本应是五分之一——假如她没有离开。”
金斯伯格在最高法院的影响力也可能受到她与肯尼迪法官目前不太和谐的关系的限制,肯尼迪恰好在当下影响力巨大。他意见书的写作风格花团锦簇,略嫌散漫,修辞性极强;而金斯伯格的风格精确、论断窄而具体、有时甚至流于枯燥。像她的前同事戴维·苏特尔法官一样,她也骄傲于自己即使在异议情况下都能礼貌地对待同事,但是肯尼迪的意见有时能让她至为愤怒。在冈萨雷斯诉卡哈特案(Gonzales v. Carhart ,2007)中,最高法院以5:4维持了联邦对所谓“部分生产”堕胎的禁止令。肯尼迪在意见书中写道,“虽然我们未能找到衡量此现象的可靠数据,但以下看法看来无懈可击,即,在决意对她们曾创造并维持其生存的婴儿作堕胎后,一些女性会为此决意而后悔。”在她的异议中,金斯伯格写下她的看法,她认为肯尼迪援引了“一个陈旧过时又显然毫无根据的说法:实施堕胎的女性会后悔自己的决意,因此会经历‘严峻抑郁和自尊丧失感’。这种思维方式展现的是关于女性在家庭中和宪法下的地位的一种古老观念,这种观念早应垮台。”在她与我的一次谈话中,金斯伯格说她认为肯尼迪在此案中的意见简直是“恐怖”。
即使如此,金斯伯格也没能赢得大部分同事的支持。在过去五年中,她写下的异议意见比任何其它法官都多。想到这一点,下面的情况或许就理所当然——她作为法官获得的最大胜利,是来自于一路她输掉的案件。
06

莉莉·莱德贝特1938年生,在阿拉巴马一个没有自来水的房子中长大。快要40岁时,她在固特异轮胎厂位于阿拉巴马加兹登市的工厂中获得了一份工作。一年年过去,她逐渐提升为地区经理,这是一个大多都由男性持有的职位。1998年,她快要退休了,然而她收到一个匿名条子,从中得知原来她一向以来的工资都低于同等职位的男性。莱德贝特每月收入3727美元,而收入最低的男性地区经理都能拿到4286美元,最高收入的男性地区经理每个月能有5236美元。
“这是她那一代有工作的女性几乎每一名都经历过的故事,我离那一代也并不远,”金斯伯格告诉我。“她担任的是在她之前基本由男性独享的职务。她得到了工作,经常在工作中受到各种各样的攻击。但是她总是尽量不把船撞沉,起劲维护大局。”莱德贝特最终还是把船撞沉了——她起诉了固特异公司。在官司之后,陪审团讯断她应当收到三百八十万美元的赔偿。固特异上诉,案件一起到达最高法院。
2007年5月,在5:4的投票下,最高法院否决了莱德贝特的案件。依据1964年通过的《公民权利法案》第七条,对薪酬歧视的索赔需要在侵害发生之日180天内上诉。莱德贝特的索赔则可以回溯到许多年前。艾里托法官为最高法院写的意见称,因为莱德贝特没有在收到每一张工资支票的180天内要求索赔,她的案件受限于成文法的条例。
金斯伯格代表自由派四人组写下了异议意见,认为在莱德贝特甚至不知道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薪水的情况下,她无法在180天内提交申请。“法庭对马上申请的坚持是忽略了薪酬歧视中的常见要素:工资差别经常以小数额累积的形式发生,正如莱德贝特案件中这样,这使得对歧视存在的怀疑,只有经历相当的时间后,才逐渐增长;更况且,雇主往往向雇员隐瞒雇员薪酬与别人薪酬的比较的信息。”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教授塞缪尔·巴根斯托思在莱德贝特案件前曾为金斯伯格担任法律助理,他说,“所有人都说这是个有关性别歧视的案件,那确实是金斯伯格法律生涯的重心,但是,对她而言这也是一个有关诉讼时效问题的案件——关于联邦诉讼规则的案件,她对这方面的存眷不比对性别歧视的存眷少。”
金斯伯格没有停留在这里。她知道只有一个方法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对莱德贝特的不公正对待上,而那个方法绝不是晦涩的法律剖析。在大多数案件中,持异议的法官只将自己的异议意见成文,交由法律秘书存档。而当大法官希望人们注意其抗议时,大法官则在庭上将异议意见宣读出来。金斯伯格很少这样做,一年她都未必会这样做一次。但是在莱德贝特案件中,她作出了甚至更特殊的回应。她不但在庭上宣读异议意见,而且用非专业的日常语言重写了她的意见。她说,“随着法庭宣读出《公民权利法案》第七条,莱德贝特过去每一张数额不敷的薪水支票都得到了原谅,更别提所有那些累积起来导致她的薪水比其它所有男性区域经理都低的一系列决意。”
之后,金斯伯格采用了她最关键的抗议策略。她认为,在国会已经通过了《法案》第七条的情况下,最高法院在莱德贝特案件中对这条法律作的法律解释是拙劣的。这在汗青上也曾经发生过——金斯伯格说,“在1991年,国会通过了一条公民权利法案,实质上宣布这一最高法院此前类似关于该问题的限制为无效。” 1991年的法案中,国会弥补了最高法院在一系列判断错误的抉择中造成的损失。如今,国会需要再次挽回最高法院的错误了。“今天,球又被踢回了国会那边,”金斯伯格总结道,“正如在1991年,立法机构有理由去注意到并修正本法院对第七条法案过分狭窄的读解一样。”
这恰恰正是她十五年前在麦迪逊讲座中所提倡的那种法官与立法者之间的对话。这次,是国会,而不是法院,需要领导政治厘革领域内的斗争。
在那时,莱德贝特案件还几乎没有知名度。但是金斯伯格通过戏剧性地邀请国会来推翻她同事的决意,将这一问题放置在了国家议程上。此时,民主党人刚刚再度获得国会控制权,民主党内的总统提名也热烈地战事初起。民主党内的总统候选人们赞成金斯伯格改变法律的想法。共和党人在布什任期的最后阶段试图阻碍这一改变,但是当巴拉克·奥巴马成为总统,新国会通过了使莱德贝特案件讯断实质上为无效的立法,该法律成为奥巴马担任总统后签署的第一条法律。金斯伯格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装裱起来的2009年《莉莉·莱德贝特平正酬劳法》的复成品。这是一份来自总统的礼物,奥巴马在上面写了这样一句话:“感谢您为制造一个更平等、更平正的社会而做的工作。”
07

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的教授与一些受邀的客人一路,在本年早些时候举办了一场聚会,庆贺首位“马丁·D·金斯伯格税法教授讲席”教授人选就职。聚会时,同样在乔治城大学教授税法的史蒂芬·B·库恩教授在介绍中,称金斯伯格为“公司税务方面有史以来最巨大的专家”,并说他对税务规则的阐释“恐怕比美国最高法院的声明还要权威——在此向他妻子金斯伯格法官致以歉意。”
首位持有此教授席位的是丹尼尔·哈尔波因。在他讲话后,金斯伯格法官作了一场事前未经安排的发言,解释这一教授席位设立的过程。她首先说明,马蒂他自己一定不会像当天的诸位发言人那么高地评价自己的成就。“如果他自己来讲,他大概会说他在康奈尔读大学时专修高尔夫球,而且是他那一年级成绩最差的学生之一。之后他进了哈佛法学院,在那里他成绩好得多了,因为哈佛没有高尔夫球队。”
金斯伯格解释道,商人罗斯·佩罗曾是和马蒂关系最好的客户之一。她回忆,为纪念她丈夫的长期服务,“罗斯说,我想捐赠一个马丁·D·金斯伯格教授讲席。你来挑所学校吧。”而她丈夫马蒂回答,“噢,罗斯,你要知道,在我们的宗教里,命名这件事只能等人死之后。”
马蒂和鲁斯拖拖拉拉,总决意不下来应该在哪所学校设立这一由佩罗捐资的教授讲席。“我们觉得有一点点难办,直到罗斯说,‘你们花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那算了,我去奥罗-罗伯特大学设一个得了。’是这刺激了马蒂,他不假思索地喊了出来,‘乔治城!我希望马丁·D·金斯伯格教授讲席设在乔治城大学!”
“马蒂是个极为优秀的人,持有最高的道德和伦理标准,”佩罗告诉我。在佩罗将美国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lectronic Data Systems,EDS)卖给通用电器的过程中,马蒂给了他重要的建议,在其后帮助佩罗脱离不愉快的公司合并时,马蒂也帮助他省下了一大笔钱。多年来,佩罗也逐渐地对鲁斯·金斯伯格十分认识。佩罗说,“他们实在是惊人的一对,当你想想他们各自有怎样的才智。但是他们真正的献身是对彼此。”
马丁的私人执业非常成功。金斯伯格是目前所有最高法院法官中最富有的,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的丈夫。根据她2011年公开披露的财产报表,她的身价在一万万美元到四百五十万美元之间。在二人位于水门的寓所,他们经常举办晚宴,马蒂负责烹调。他以一名税务律师的精确对待厨艺。他撰写过一份法式面包的食谱,长达1300多字,包孕这样的描述“面团的自分解有发生的可能,这将使面团吸收水分,并使正处于膨胀过程中的面筋松解,此过程完成后,则应开始揉面流程。”而产品则是… “三只较小的法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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